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中国大国治理和时代担当

当前世界各国发展面临日益增多的外部环境风险，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叠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促进与国际社会一同发展，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的“中国方案”，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已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声音：“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对外开放......欢迎各方共同参与......支持各国共同发展”“......要顺势而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现共赢共享”“......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和人民幸福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梦想”，这在世界范围上引发了越来越多强烈认同和广泛共鸣。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关系发展形式的新选择

不可否认，自二战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发展黄金时期，即使出现了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但整体来说全球经济还是处于发展的大趋势中，中国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快速发展。从改革开放至今的40多年间，中国通过顺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取得了在经济领域上的巨大成就，中国也由建国时期的“一穷二白”变成了全球GDP排名第二的国家。然而，从2008年起，西方国家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显下降，相对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在逐步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在2018年已占世界经济比重达59%。

由此反映了一种现实现象，过去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在当前已不再完全适用。根据IMF、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的增速为-3.6%，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在这一年都为负值，作为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国则成为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随着发达国家投资市场持续疲软；进出口贸易受中美贸易战、贸易保护主义等影响持续低迷，而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经济手段来应对此间不断出现的种种危机，各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此同时，世界发展呈现多极化的趋势，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集体性崛起，经济的发展也从“纵向的增长”渐渐变为“横向的博弈”，国际关系的发展需要有新形式和新路径。

二、中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担当时代发展使命

作为一种理念，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出以来，所关注的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诉求，这种理念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着眼于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和合作大局。作为一种价值观，它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支撑，倡导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反对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突破了非此即彼、二元互斥的思维模式，为思考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当今世界面临深刻的变革与调整，各种挑战、风险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这种价值观意义尤显重大。

这种价值观也塑造了中国的大国治理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旨在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倡导各国平等、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实现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最终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是顺应世界发展的现实需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有着上述关于“理念”的主要内容，也包括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基本原则等制度安排。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开放、包容和普恵特点，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均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因为只有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动力才能源源不断，为此，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世界多边主义，坚持主权平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化，并且提倡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

三、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践行理念中得到提升

诚然，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从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作为大国发展的形象得到了提升。

（一）世界发展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前8个月，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24.8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7%。其中，东盟、欧盟、美国与日本是中国前四大贸易伙伴，其进出口总量分别为3.59万亿元、3.42万亿元、3.05万亿元和1.57万亿元。中国也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货物贸易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已达10%以上。对于全球大部分国家来说，中国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和经济利益发展的共同体。

（二）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上广泛传播

近些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区域性、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活动，对外缔结或参加了大量政治、经贸、文化、卫生、司法协助等领域的双边、多边条约，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20年中国对外缔结的国家间、政府间和政府部门间的双边条约、协定及其他具有条约、协定性质的文件就多达100余项。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以越来越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公共事务的进程，中国更加融入世界发展。

（三）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发展

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外开展合作与交流，成功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阶段。比如，努力完善了中国—东盟、中阿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平台，中国与冰岛、瑞士、澳大利亚等的自贸谈判实现多点破冰，通过坚持对话协商，以对话化解分歧参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伊核问题、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反恐等。在不同文明发展方面，中国坚持结合自身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融合，扩大互利合作关系。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共建“一带一路”发展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理念。“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不断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串联起共同繁荣的发展之路。近8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从贸易发展情况看，2020年中国的全球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高达4.6万亿美元，占当年国际市场份额的近15%，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8%。2011-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总额年均增长率4.5％。从投资方面看，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大幅增加18.3%，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一带一路”为中国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提供了现实路径。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很强的务实合作特点，诸多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国际产能合作等项目落地，需要采取灵活的、开放的地区性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指引，构建丝路基金，强调团结合作，形成以规则为导向、对接双边发展战略、推进多边自由贸易保障体系和投资保护体系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也为提升更加平衡的发展空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模式，注入了新的动力。“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优化整合了南南合作优势，而且也带动南北合作，促使各种资源禀赋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更加顺畅地流动。从工程承包方面看，202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14.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5.4%，中国对外投资逐渐成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为当地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弥补了经济全球化短板，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最后，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到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从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到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背景都是为了不断应对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类问题与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意识到各国发展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零和博弈、冲突对抗早已不合时宜，携手共进、合作共赢才是大势所趋。

五、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高质量共赢发展

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国际话语体系，顶层设计初步完成，“双边合作+多边机制+高峰论坛”三位一体的国际合作架构初步搭建，在这种现实基础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一步发挥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优势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事业更加走深走实。

一是完善“一带一路”政策体系。“一带一路”倡仪是中国政府的一项创造性奇迹，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开创了一个新的贸易体系来应对中美贸易战、贸易保护主义等障碍，更重要是通过开放中国西部、西南地区，更能服务于中国和沿线受益国家，使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可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要坚持推动与各国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规则，实现共同建设，努力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发展机遇，这也是完善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需要。

二是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只有把资金投向民生、重大基础设施和循环经济，“一带一路”建设才更具可持续性。建议鼓励更多以刺激企业投资为主，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投融资，从而将资金投向效益更高的领域，还要给民营企业更多公平待遇，减少“走出去”的阻碍；积极创新投融资模式，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通过债券、基金等方式引导民间资本、国际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三是加强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和伙伴关系合作。通过加强对话协商和协作，防范和应对“一带一路”建设风险打下良好的安全与民心基础；通过共建共享原则在合作开放和联合利益的基础上加快形成一个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框架。